中国支边知青回忆录纪实篇

话说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的初春，那是一个绽放的季节，中国大地一片生机盎然、春意浓浓，人们的思想精神得到了一次彻底的复苏，载歌载舞欢庆共和国走出阴霾，迎来祖国新的希望、新的曙光。

在东北边陲小城，人们竞相期待姹紫嫣红的来临，忽报：有人偷越国境投敌叛国了。一条震惊边境地区的消息，使边陲的春天来迟了，空气此时也凝固了，人们的呼吸也屏住了，视线也转向了是谁这么胆大，大家都在猜测会是谁呢？此时的中国人民边防军立即照会苏联边防，同时，公安迅速展开调查。

我们屯位于黑龙江南岸，依山傍水。村子的东面是靠山屯和百合屯，相距五公里。南面是常胜屯，西面是高滩屯，相距三公里。夏天的黑龙江水就是从这些村子的前面缓缓地流过。冬天的黑龙江却是白皑皑、寒瑟瑟。江面上解冻一般都在三月底四月初，老乡们很少离家，更难得到江面上去，都在家里猫冬。偷越国境恰好就发生在江面未解冻的时候。

公安通过踏勘和对沿江屯的排查，目标锁定在了高滩屯，一条清晰可见的脚印留在了江面上由南向北，也看出了叛逃者在准备走向北岸时极为复杂的心理状态和矛盾的心情，在走与不走之间徘徊，足足把原来蓬松松的雪地踩成了雪旮瘩。然而，他还是向北迈出第一步。来到江心，也就是主航道线，准确的说就是国界线，叛逃者也知道在往前跨一步的后果，就地打旋，再次表现出他内心世界激烈的思想斗争，可是，邪恶占了上风，选择向北迈出了第二步；选择了背离祖国；选择了背离亲人和故乡；走向了他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归路。

令叛逃者万万没想到的是，七天以后，通过边防军和公安照会苏联边防，采用外交规矩，叛逃者被引渡回国。回来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在当时的形势下，轻者无期，重者死刑。然而他只获刑七年，得到了极为宽容的量刑。

叛逃者会是谁呢？原来是一九七五年秋一位从大西南志愿到黑龙江支边的青年,在那个时期，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应该说也是热血青年，政治上追求进步，思想上追求先进的当代青年人。那时，她们一行七人，也是怀揣理想，满腹酬志，一颗红心踏上支边征程的。叛逃者和一位高姓女青年被安排在了高滩大队，其余的安排在了百合大队。我们几个大队的排列就是一个汉字‘心’，我们在中间，因为同样都是来自大西南，在边疆曾有一面之缘，同公社不同大队，平时由于生产忙，我又是后去的，所以几乎不走动。记得见面的时候还是在七七年春节期间，我们队里组织秧歌队，到相邻的大队拜年，就在那次见过叛逃者，圆圆的脸，矮矮的个子，典型的南方人。看他的外表，憨厚实在，很普通的一位青年人。到底为什么走向这条不归路？造成叛逃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随着他的判刑和公安传达回来的的讯息，叛逃原因看来似乎很简单，因为感情问题。原来啊，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涌动青春期臊热，渴望异性的抚慰，默默地喜欢上当地一位回乡女青年，常常下地干活的时候总是主动要求安排在一起，这样一来二往从暗恋到半公开化，队里的多数青年人都知道了，风声吹到女青年家里，立即引起家中的震荡。全家反对她们交往恋爱，指出一位来自远方的青年，一贫如洗。女青年的哥哥还扬言若继续纠缠他的妹妹，就要打人，甚至杀人都可以。年轻人，刚踏入社会，没有人生经验，经不起恐吓，这下，把叛逃者吓坏了，平时 就少言寡语的他，遇事后，也没有一个诉说的地方，女朋友没谈上，还落得个名声扫地，一时在队里无颜江东父老，把自己封闭起来，开始不出工，酗酒消遣自己，受到这样刺激后，选择了过激行为，造成了他人生的悲剧。

还有就是据讲，他是空着两只手过去的，身上没有携带有国家机密，苏联边防在盘问他时。问道：你们的县委书记叫什么名字。他没有回答上。又问：你们的公社书记叫什么名字。他也没有回答正确。一问三不知，苏方也是为我所用，什么都不知道接受叛逃者何用？这也许是引渡回来的原因吧。

正是：支边万里觅精神，单人住高滩，遇事梦断何处，毁掉前程一生。叛逃者未能正确处理好情感问题，也许情感问题是一个表象问题。其实是一个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取向问题，支边行动固然可嘉，但是，接受再教育和劳动实践中升华人生观和世界观才是本质所在。那时候流行一句口头禅：‘改造世界观’。遇上困难和矛盾，采取回避、逃避，甚至危害社会安全的方式方法就是一个世界观本质问题。叛逃者的行为不仅影响着他自己，更影响着一群人，一方面是广泛的知识青年；另一方面则是从西南来的支边青年【也就是同乡】。叛逃者引渡回来后，当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要采取公开逮捕、公开批斗和游街示众。

时间又回到一九七七年夏季的一天，我因为做夜班，还躺在炕头上睡觉，突然，听到敲门声，动作灵敏地穿衣开门，一看，是党支部书记，进门后她说道：还在睡啊；我答：跟车拉石头，夜班；她又说道：知道，来找你有一件事，县里和公社决定对叛逃者进行公审、批判和游斗，到了我们队里请你去发言和他的行为作斗争。书记这样一讲，我明白了。立即表态，拒绝参加公审和批斗大会，不了解叛逃者，不发言，并反对到我们队里召开批判会。书记又说道：这是公社的意思，凡是有西南青年的队，都要去召开批判大会。我对书记说道：书记啊，他也是知识青年，这样批斗就是打击我们，打击一大片啊，他一人叛逃怎么把我们青年都扯进去呢？这分明就是杀鸡给猴看嘛。书记想了想，是啊，又不是我们队里的出的事，也不了解叛逃者，干嘛到我们队里。书记离开的时候留下一句话：我去给公社反映一下，不来最好。

后来，确确实实没到我们队里。就在叛逃者所在的高滩召开公审大会后，不久，看见布告：判刑七年，认罪服刑。

这也是尘封了三十几年的经历。笔者在七十年代末期回到家乡，叛逃者的消息也就音讯全无，也不知现在是否健在，身在何处，也该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同时也希望他走出那段人生阴影，勇敢的面对生活，塑造一个崭新的自己！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曾回到第二故乡，听老乡讲，你们原来的青年老乡，还有几位已经安家了，其中高姓女青年还在高滩。我们去了高滩村，但是没见着当年的支边青年老乡，很遗憾，所以关于他们的情况也就是过去一些模糊事件，现在的情况就一无所知。也许这样好，若我们的出现打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勾起曾经的伤痛，反而让我们内疚。

这里除作者外，恕不留名 请谅 2009年9月